新冠病毒的肆虐，大概是2020年冬春之交的最慘痛記憶，或許也是近10年對我們的健康的最大挑戰。讓我們焦慮的，或許不是病毒有多致命，而是這種神秘的、行跡詭異的病毒，讓毫無經驗的人們防不勝防。它哪里來，又要到哪里去？人類曾經用了兩個多世紀，似乎是“戰勝”了大量致命的傳染病，將人類的平均壽命大大提高；但是否又會有新的疾病出現，對人類社會發起挑戰？

我們正在面臨一場自然和人類自身關系的危機，而傳染病，亦是其中的一個側影。

紐約城的怪病

1999年，這個夏天對紐約人來說來得格外燥熱，許久落不下一滴雨。中央公園的樹蔭下橫七豎八地躺著乘涼的紐約市民，小孩子頂著如火的驕陽，在噴泉附近跑來跑去。

有人發現，有幾只烏鴉飛著飛著，忽地從天上掉了下來，全身顫抖。“這怕是熱的吧？沒喝到水？真可憐。”實際上，中央公園時有死去的鳥，這并沒引起太多人注意。

但隨后的事情就沒那么令人樂觀了。皇后區的一些人，似乎是染上了怪病。他們開始發起高燒，頭疼欲裂，嘔吐不止，有點像是普通流感。但當病癥發展到一定程度，病人會出現類似于腦膜炎的癥狀，脖頸動彈不得，甚至抽搐、死亡。而城外，大片大片的鳥慘死在了沙灘邊、樹叢里，布朗克斯動物園的火烈鳥和雪鸮也紛紛病倒、死去。紐約城陷入了恐慌，連美國網球公開賽都受了影響。

疾控部門的人急忙開始調查這種怪病。起初，他們懷疑是圣路易斯腦炎，另外一種傳染病。但經過病毒的提取和比對之后發現，造成這種怪病的病毒，是西尼羅河病毒（West Nile Virus）。

顧名思義，這種病毒大多流行于非洲、熱帶地區，也在歐亞大陸的溫帶地區有過局部的流行。但這卻是它第一次侵襲美洲大陸，并且在紐約造成了數十人感染發病，4人死亡。從此以后，美國幾乎每年都會有西尼羅河病的流行報告。2002年，美國44個州總共報告了3千3百例西尼羅河熱病例，一些地方達到了局部流行（endemic）的程度。

為什么西尼羅河病毒會出現在美國？這件事，甚至驚動了 CIA（美國中央情報局）——早有傳言說蘇聯曾經考慮過使用西尼羅河病毒作為生化武器，會不會是病毒泄露造成的？

答案其實沒那么神秘。

大量的鳥成片死亡，引起了動物病理學家的注意。這種怪病，或許和鳥類死亡之間有關系。西尼羅河病毒是一種依靠蚊蟲傳播的病毒，而鳥是它的中間宿主，病毒很有可能是通過動物園從非洲運來的鳥類輸入的。而那一年的紐約異常干燥炎熱，加上缺乏雨水的沖刷，城市池塘和水坑乃至排水系統里的死水，讓蚊蟲大量繁殖。密西西比州立大學的研究者通過建模發現，氣候的變化，特別是干旱炎熱的氣候，能預測一地隨后一段時間西尼羅河病毒的肆虐情況。而隨著氣候變暖、干旱的加劇，病毒對于人類的威脅會提高——而我們現在還沒有有效的針對西尼羅河病毒的疫苗。這種病毒，勢必還會和人類共存下去。

氣候變化與肆虐的蚊蟲

其實，氣候是疾病傳播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。而氣候的變化，哪怕是全球氣溫微小的上漲，也會引起連鎖反應——不管是極端天氣事件的頻繁發生，還是大氣環流帶來的厄爾尼諾現象，都會導致一地的氣候反常。而這種對于環境的擾動，亦會帶來疫病的突然流行。而對于蚊蟲和寄生蟲類的疾病，合適的天氣條件加上一時一地的水文、地理等狀況導致的蚊蟲滋生，若不及時防范，極易帶來爆發。

比如，印度旁遮普省很早之前就發現，季風的強弱與瘧疾形成了此漲彼落的關系。而且，這種模式，與人類與自然的互動緊密相關。在豐沛的雨季過去之后，農業生產得到了大大提升。河流、湖泊旁的濕地紛紛被開墾成了水田，而致瘧蚊的繁殖卻并不是特別繁盛。一旦當季風衰退，干旱來襲，蚊蟲便會在池塘和水田里瘋狂繁殖；而剛剛經歷了瘧疾并未肆虐的濕潤年景，人們還未建立起對瘧疾的免疫防御，瘧疾的威力更是會加倍。

相比起來，持續濕潤或者干旱的地帶，要么蚊蟲并不多，要么人們會對瘧疾有較強的防御力，疾病造成的危害都沒有那么強。由此看來，瘧疾的肆虐，并不是單純氣候的干濕造成的，而是無常的、極端的氣候變化。最近的研究也發現，在一些地區，厄爾尼諾現象過后的年份，瘧疾肆虐的風險會增長5倍之多。

包括寨卡（Zika）、登革熱和黃熱病在內的疾病傳播，都呈現出與氣候緊密相關的趨勢。氣候和水文條件，加劇了蚊蟲的傳播，而溫暖的氣候還會加速寨卡病毒在蚊蟲體內中的復制，提高病毒的活性。科羅拉多大學的研究者在厄瓜多爾發現，強大的厄爾尼諾使環太平洋的海水溫度升高，帶來的濕潤氣流和雨水，會讓第二年的蚊媒疾病加倍爆發。2016年，厄瓜多爾經歷了一場7.7級的地震，而那一年又恰逢近幾年最強的厄爾尼諾年份。由蚊蟲傳播的寨卡，在厄瓜多爾擁擠而混亂的城市人口中爆發，病例是前一年的12倍之多。

而當氣候變化帶來的疾病威脅，與其它“顯性”的自然現象（例如自然災害、洪澇或干旱帶來的饑荒）等等疊加，產生的社會后果只會更加棘手。卡特里娜颶風便是一例——颶風之后的第二年，西尼羅河熱的病例數在新奧爾良附近地區翻倍。被颶風毀壞的公共設施，外加流離失所的災民在救助點的聚集，為政府的治理帶來的極大的挑戰。而誰又愿意在失去家園之后又遭受疾病的雙重打擊呢？

神秘的“疾病X”

不僅僅是蚊媒傳染病，氣候變化給人類社會帶來的健康挑戰是多方面的。從我們早已熟知的 HIV、SARS、中東急性呼吸癥（MERS），到死亡率50%以上的埃博拉（Ebola），再到我們面前的這種行蹤鬼魅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（COVID-19），它們都有一個共同點——是動物作為宿主，而傳播到人類身上的病毒。

吃野味固然不可取，但即使不吃野味，氣候變化帶來的人類和動物的意外接觸，也是難以避免的。反常的干旱和濕潤，會驅使動物們離開原本的棲息地，其中有一部分會來到人類的居住地，與人類“親密接觸”。而與動物身上的病原體接觸會帶來怎樣的后果，我們對此還沒有清晰的認知。因此，氣候的波動與變化帶來的動物的行蹤，以及它們身上病原體的來龍去脈，也必須要被密切關注。

除此之外，氣候變化對環境帶來的其它擾動，也有可能會帶來始料未及的結果。比如，全球變暖導致的冰川融化，可能會釋放在凍土里封存已久的病原體。2015年，一組美國和中國的科學家組成的團隊，在青藏高原的冰川中鉆取了冰核的樣本，通過測序和分析，他們在這個樣本里一共發現了33組病毒，其中28組是新的病毒，且與幾個大的微生物群有緊密聯系。

這些融化冰川或者凍土里釋放出來的病毒，會不會影響我們人類呢？一切還很難講。畢竟，世界上大部分的微生物都不具有致病性。但一旦病毒變異、產生致病性，找到了宿主，或者通過蒸發、降水等過程落到我們所居住的地方，那后果就難以預測了。比如，北極圈附近冰湖內的流感病毒，會在融冰時節，搭上來往候鳥的“便車”，在候鳥遷徙的時候傳播到溫帶地區，造成疾病的流行。

氣候變化會不會給人類帶來“疾病X”？我們不敢肯定，但必須要做好準備，以防萬一。

面對嚴峻的挑戰，我們必須做好準備

大量的數據能夠給我們一些預測力——比如，一些組織已經開始促進各方合作，用天氣和氣候數據建模，預測一個地方瘧疾的流行概率，讓人們做好滅蚊的準備。在印度奧里薩邦（Odisha），當地政府與一個非政府組織 Malaria No More 合作，用天氣數據（例如溫度、風速和降水等）來計劃瘧疾的干預措施，在季風來臨之前就開始實施阻斷蚊蟲繁殖的計劃。過去兩年間，該地的瘧疾病例減少了84%。

針對人畜共患病，2018年，世界衛生組織提出了對“疾病X”（Disease X）進行密切研究的倡議——這種疾病，并不是哪一種具體的疾病，而是“來源于動物、很可能會在人類中傳播”的“未知疾病”。如果要保衛人類的健康不受“疾病X”的威脅，那么我們不僅要更了解動物，也需要更加了解我們人類與動物之間的關系。

實際上，前文里提到的1999年的紐約，正是因為有動物學家對鳥類死亡的觀察與研究，西尼羅河熱爆發的謎題才得到解答。而參與那場病毒爆發研究的科學家，又陸續從動物身上發現了一些其它的致病線索——比如，在一個流浪貓救助站，他們在上百只流浪貓的體內發現了某種禽流感病毒，一名獸醫也因此而病倒。及時的干預與隔離，避免了禽流感的一場大規模的流行。

我們每個人或許也應該認識，氣候變化并不僅僅是氣溫的簡單上升、讓我們感覺“熱了一點點”而已。全球氣候是一個極其復雜的系統。平均氣溫的變暖，會對任何一個具體的地區帶來怎樣的擾動？這些擾動，會促成怎樣的環境變化？生態環境的變化，與人類社會又會產生怎樣的交集？所有的一切，我們都還沒有答案。而我們要做的，是保持對自然足夠敬畏，是通過努力去認識環境的重要性。人類也勢必要更加團結，才能抵抗病毒無差別的攻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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